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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万历方氏美荫堂刻本
2函8册附书箱 白棉纸本
提要：琴棋书画、笔墨纸砚，自古便为文人雅好。此书系明徽州著名造墨家方于鲁所辑，由丁云鹏绘制，共书面设计和雕刻工艺同样美妙绝伦，共收录方氏所造名墨图案和造型三百八十五式，雕刻精美，型制细入毫发，具有极强美感，使墨模造型艺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准。《方氏墨谱》亦属明代版画之精品，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一向为藏书家、版画家所珍视。墨谱凡六卷，曰：国宝、国华、博古、博物、法宝、鸿宝，涉及到人物、动物、神话、传说、历史等内容，可谓“形文毕陈。图咏并载”。拍品开本阔大，白口四周单边，正文字数不定。厚册装帧，保存品相完好附书箱。
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子部谱类著录。
《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著录。
墨苑精华 版画奇珍——《方氏墨谱》小识
周心慧
《方氏墨谱》六卷，明方于鲁辑；丁云鹏、吴廷羽、俞仲康绘图；黄德时、黄德懋等镌刻。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方氏美荫堂刊本。
墨是中国古代不可或缺的文房书具，将墨锭之形状和墨上装饰性花纹图样摹绘出来，付之墨版，汇集成册，即为《墨谱》。
《方氏墨谱》诞于徽州。徽州制墨发端于唐五代之交。北宋宣和三年（1121），徽宗下令改“歙州”为“徽州”，“徽墨”一词随之出现。至明万历时，徽州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制墨中心，以至人言“现代良墨，悉出皖南”，甚至有“墨之在万历，犹诗之有盛唐”的美誉。明万历前，世风淳朴，墨纹简约，花样雷同，多为没有背景、网底的龙、螭纹饰。万历年间，世风浮华，墨既具有一日不可或缺的实用功能，也成为文房雅玩，明人顾起元在《潘方凯墨序》中总结时人所好曰：“今人嗜墨，手之必先舐其香，是嗅墨者；见错以金珠则什袭而藏之，是贾墨者；博采群象，美之以为佳而藏之，是相墨者；不辨其品，第以名使，括而藏之，是听墨者；诧李氏之入水不渝，苏氏之坚如玉石以为奇，是痴墨者。”时尚如此，制墨者必迎合之，在墨的形制上出奇角胜、图案上大做文章，翻新出奇，即如明人邢侗所言：“三十年前墨工止和剂成饼，不施文采，贵在草细烟真，胶清杵到，即无香料，汪汪池腹间作清泠观，舐笔不胶，入纸不晕。今制一取古文奇字、篆籀填铭、鼎敦饕餮，神怪千态，花木虫鱼，幻象百出，妙夺化工。”（明·邢侗：《墨谭》，引自：《程氏墨苑·人文爵里》）从而为印制大型的以图为主的墨谱准备了充足的素材。万历之前，墨书刊刻不少，然多无图，方氏谱其墨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墨书体例，为图谱类“墨谱”首开先河之本。其后，《程氏墨苑》、《李孝美墨谱》、《方瑞生墨海》后先叠出，与《方氏墨谱》并称明刊“四大墨谱”，方氏所刻，居开拓首功。
《方氏墨谱》的辑录者方于鲁，初名大滶，又名遂初，字于鲁，以字行，后改字建元，古徽州岩寺镇人。初师从制墨大师程大约，后与程反目，乃自肆墨业，因曾以“于鲁”款墨供奉朝廷，博皇帝赏识，遂以为名。声誉“传九士，达两都，列东壁，陈尚方”，世人皆称之为“廷圭再世”。廷圭即宋代制墨名家李廷圭，自宋以来，有“黄金易得，李墨难获”之誉，将方于鲁与之并驾，可见其声誉之隆。方于鲁善制大墨，墨模印版镌刻工细精巧，题材丰富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。
万历十一年 （1583），方于鲁为扩大其自营墨业的影响，重金聘请丁观鹏、吴左迁等著名画家绘图，黄德时、黄德懋等镌版，将其所制墨模图案和墨的造型精心绘镌，汇集成册，五易寒暑始成。明沉德符《野获编·卷二十六》载“新安人例工制墨，方于鲁最著，汪太涵司马与之联姻，奖饰稍过，名震宇内，所刻《墨谱》，穷极工巧”，即指此谱。丁南羽（1549—1628），名云鹏，号圣华居士，安徽休宁人，擅人物、佛像，白描学李公麟。《图绘宝鉴续纂》称其“初见此笔，似乎过拙，辗转玩味，知其学问幽邃，用笔古俊，皆有所本，非庸流自创取奇也”。明代画坛巨擘董其昌称“三百年无此作手”，并赠“毫生馆”印章；吴左千，名廷羽，安徽休宁人，佛像精雅，师丁云鹏，山水法李唐，花鸟、人物亦皆精擅。虬村黄氏刻工是当时最优秀的刻工群体，郑振铎先生评论说：“时人有刻，必求歙工，而黄氏父子昆仲，尤为其中之俊，举凡隽雅秀丽或奔放雄迈之画幅，一入黄氏诸名工手中，胥能阐工尽巧以赴之，不损画家之神意，而时亦能自行布稿作图。”并把他们喻为当时版画艺苑中“真正的天之骄子”、“雕龙手”。黄德懋、黄德时皆为黄氏刻工中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的名工圣手，遂使《方氏墨谱》成为画家和木刻艺术家合作的光辉典范，中国版画史上名声最著的作品之一。即如郑振铎所说：“以大画家之设计，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、眼与刀法，斯及两美具，二难并，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。”
《方氏墨谱》收方氏所制墨图案和造型385幅、式，分国宝、国华、博古、法宝、洪宝、博物六类，次序井然，类别清楚。时人王穉登在《方建元墨谱序》中解释这个分类体系说：“欲假墨而藏名家于墨，非缘墨而射利。杀青成谱，锲梓盈编，形文毕陈，图咏并载，合为五卷，杂为六则。瑞玺灵符，苍璧黄琮，卿云驺虞，贝阙朱宫，作国宝第一；舜衣商鼎，天马芝房，连理合欢，虎文龙光，作国华第二；穆骏夏碑，苍配玄珠，刀笔货泉，琅轩青藜，作博古第三；百子九英，珊瑚木难，松枝桃根，凤玦璃环，作博物第四；香云宝月，五牛三车，贝多鬘陀，法幢玅花，作法宝第五；玉洞霞城，鸟使鹅宾，碧桃仙杏，紫气真人，作洪宝第六。”这个分类，明辨365图、式墨样的区别，反映了时人的主流思想，可以作为研究《方氏墨谱》的编排体例，阅读、欣赏《方氏墨谱》的指导文字来读。
墨苑精华 版画奇珍——《方氏墨谱》小识
周心慧
《方氏墨谱》前冠汪道昆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序、方宇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后序、袁福征《墨按》、汪道贯《墨书》、汪道会《墨赋》等文字材料。撰序属文者，皆为博雅名儒，士林人望。文字手书上版，包括真、草、隶、篆各种书体，且镌手刀笔，完美再现书法的精神气质，神韵意境。图版绘刻之精良，更非黄氏刻手不做第二人想。线纹细若毫发、飘如游丝，婉转若春风拂柳，凝重如渊停岳峙，造型效果纤丽逼真，天巧人工，莫过于此。首卷载汪道贯《墨书》称“即付剞劂，必尽毫发，务极国能”，非虚誉也。《墨谱》镌成，明人方宇谓：“建元墨谱始成，远近争购之。谓如三百全经，兴观多识，又如南都赋图，匪妄劳思，无宁藻缋，工妍耀目而已。”梅守箕则言：“建元方逃名而之于墨，乃用谱而悬通都，一时为之纸贵。”方、梅二氏的评价，有讥讽《方氏墨谱》崇尚奢华，不务本真的意思，但此谱在当时大受欢迎的情况，亦于中可见。当然，如果不是丁云鹏与黄氏刻工的通力合作，是不可能绘镌出这样伟大的版画艺术杰作的。
在徽派版画的发展史上，《方氏墨谱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郑振铎先生论及徽派版画发展史时提及万历十年（1582）黄铤、黄钫刻《目连救母劝善戏文》，认为这个本子的版画插图是徽派版画艺术风格的分水岭。自此之后，徽版渐脱粗简而趋于工丽纤巧。“分水岭”一说是否合适姑且不论，这不是这一篇小文能说清楚的，笔者也不同意仅以“工丽纤巧”的表现形式来概括徽派版画，徽派版画的实质，其实是完成了从民间艺匠的创作到文人画风格的转变。不过，万历十年到二十年间，确实是徽派版画形成的重要阶段，《方氏墨谱》始刊于万历十一年，成于十七年，正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在吸引画家参与到版画艺苑，绘镌迎合士这个阶层的审美趣向，而不是如建安版画，尤其是建安的小说、戏曲版画那样，主要以中下层民众为受众等各个方面，都是个成功的典范。论者谈到《程氏墨苑》，多言其胜过《方氏墨谱》。然《程氏墨苑》刊成于万历三十三（1605）年，徽派版画已是如日中天，明人钱允治曰：“吾读古钱谱，已自诧奇怪。更览今印薮，因之辨丁虿。世间好奇，今古同荟萃，考核争相工。乃今墨谱出方氏，不觉异物横胸中。”（明•钱允治：《与汪仲淹索墨谱歌》。《方氏墨谱》卷首。）说的就是《方氏墨谱》的创新性，当然也包括版画绘镌的出新出奇。因此，《方氏墨谱》在徽派版画形成过程中的引导、示范作用，是《程氏墨苑》难于比拟的。《程谱》胜于《方谱》，只能说在编例、分类、绘镌等方面冰水青蓝，更胜于前。
《方氏墨谱》刻印初衷，实为与程大约竞争的商业广告性质读本，就如《四库全书•谱录类存目》所言“所绘仅墨之形制，与程氏争胜于刻镂间耳”。随印随送，故刊刻时间并不一致，初版梓成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则无疑义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署“歙黄守言刻”，当为后刻续成本。
《方氏墨谱》传世不可谓少，然如此广韵楼藏本初刻初印，纸洁墨润，历四百余年仍触手如新，则甚罕见。钱允治曾言：“顷于百谷斋中见方于鲁墨谱，不觉大叫，谓世固有此尤物哉!欲得之心，如饥如渴。”时人对这部版画佳构，尚必欲得之而后快，何况今日？世间珍罕之物，多归于有德，广韵楼主人胡君兴耽艺文，雅好古籍，此本归之，岂偶然哉？
3.8×14.5cm